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中的管辖范围与机制衔接
On Jurisdictional Scope and Mechanism Coordination in China's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中的管辖范围与机制衔接
On Jurisdictional Scope and Mechanism Coordination in China's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摘 要:
在我国新修订的《体育法》关于体育仲裁制度的规定中,存在着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过度限制、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当事人缺乏对体育纠纷处理机制的选择自由这三个主要问题。首先,结合体育劳动争议纠纷与体育商业争议纠纷的特殊性质,建议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进行扩张解释,使其能够对上述两种类型的案件拥有管辖权。其次,建议各体育协会在章程中完善纠纷处理机制的相关条文,实现行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以及与诉讼、仲裁等其他机制的有效衔接。最后,建议在仲裁机构的选择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由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自行确定体育财产权益纠纷的管辖机构,以求真正裨益于体育纠纷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关键词:体育仲裁;管辖范围;行业自治;纠纷处理
体育仲裁可认为是仲裁制度在体育运动中的运用,指的是体育纠纷当事人通过体育仲裁解决纠纷的活动过程。这里的体育活动在范畴上指的是竞技体育领域的体育活动。体育仲裁在性质上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其在仲裁裁决的时效性、专业性、技术性、效力性等方面有着一般纠纷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已成为国际体育界及体育发达国家体育纠纷解决制度的首要选择。我国新《体育法》于2022年完成修订,其中最突出的亮点便是增设专章规定体育仲裁,改变了以往体育仲裁未能有明确规定可依循的局面,对于体育纠纷的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体育仲裁规定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对于管辖范围以及纠纷处理机制协调的争议与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总结实践中争议较多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体育纠纷的自身性质,对体育仲裁制度进行解释完善,以求裨益于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中的鲜明特点
(一)体育仲裁委员会可仲裁类型范围的确定
新《体育法》第92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体育组织章程、体育赛事规则等,对下列纠纷申请体育仲裁:(一)对体育社会组织、运动员管理单位、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按照兴奋剂管理或者其他管理规定作出的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禁赛等处理决定不服发生的纠纷;(二)因运动员注册、交流发生的纠纷;(三)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其他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该条采用了“列举+兜底+排除”的立法表达方式,对属于体育仲裁范围的纠纷类型进行了明确的限定。
根据第92条第2款的排除性限制,因运动员注册、交流发生的纠纷,原则上应限于因确定运动员的代表单位、参赛资格等管理行为引起的争议。对于因运动员注册、交流衍生出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劳动人事争议等,则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将体育仲裁与劳动仲裁进行明确的区分,是因为立法关于劳动争议的仲裁已形成了系统成熟的处理机制,对于实为劳动争议的体育纠纷,适用劳动仲裁的方式更有助于有效完成纠纷解决。此种做法的优点在于,为体育纠纷的争议解决提出了明确的规范指引,避免机构之间相互推诿。但缺陷同样明确,体育纠纷类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很难通过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其固定在特定的某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之下。对避免机制交错的过度强调,反而容易出现体育纠纷无所适从的局面。
同样受到《体育法》第92条关于仲裁受案范围限制的,还有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在体育领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瑞士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是体育运动争议的最高争议解决机构,根据CAS的有关规定,CAS的案件受理类型包括任何与体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纠纷,商业性质的纠纷(如赞助合同纠纷、球员转会纠纷、雇佣合同纠纷),以及纪律性质的纠纷(反兴奋剂纠纷、纪律性纠纷、参赛资格等纠纷),都可以申请仲裁。相比于国际仲裁的相关规定,我国《体育法》对受案范围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仍需结合实践的需要不断拓展完善,以完成与国际仲裁规定的接轨。
(二)体育仲裁与诉讼、其他仲裁机制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发布了一批涉体育纠纷的民事典型案例,其中不但包括了培训机构的安保义务、运动员劳动关系认定、体育赛事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等实体问题,还包括了行为保全措施采取、体育仲裁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等程序问题,体现了多元共治的诉源治理创新。对于体育纠纷的当事人而言,体育仲裁与诉讼机制是并立选择的关系,在当事人未达成体育仲裁协议的情况下,法院不宜以“案件应由体育仲裁机构仲裁,不应由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而在当事人选择体育仲裁后,由于体育仲裁具有“一裁终局”的效力,当事人不得再选择诉讼机制解决同一纠纷。体育仲裁与其他仲裁机制是对立关系,《体育法》第92条第2款规定的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仲裁的范围,而是适用劳动仲裁制度中的“先裁后审”,仲裁并不具有“一裁终局”的效力。
由于体育纠纷自身的特殊性,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更了解体育纠纷的争议核心及相关问题,探索各仲裁机制对体育劳动纠纷争议的交叉管理,更有利于发挥体育仲裁的专业特征,避免其他仲裁机制因信息差,而无法公正全面地处理体育劳动争议纠纷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会无形中加重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负担。此外,《体育法》第97条虽然规定在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体育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体育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该条并未就“先裁后审”抑或“或裁或审”问题进行明确,这也是导致实践中体育仲裁类型案件缺少的问题来源,体育仲裁的权威性及专业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例如在郭子豪、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中,一审法院以原、被告签订的工作合同已就争议解决方式达成了仲裁协议,排除了人民法院对争议的管辖权为由,认为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二审法院则认为,上诉人提起的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审法院无法定理由裁定驳回起诉不当,应当予以审理。[1]
最后,在国内体育仲裁机构长期缺位的情形下,争议纠纷中的当事人多选择国际体育组织解决机构或国际体育仲裁院,尤其在引入外援的俱乐部中更是一贯如此。《体育法》对适用仲裁机制泾渭分明地进行划分,不但可能出现单一机制无法解决的困境,同时也不利于体育仲裁案件在国内仲裁机构的扩展。[2]
[1]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终6159号民事裁定书。
[2] 参见刘永平,李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构的再思考》,载《海峡法学》2022年第3期。
二、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存在过度限制
按照《体育法》第92条第2款的规定,有关运动员工作合同的纠纷应属于劳动争议,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5条的规定,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实际中,法院对于此类纠纷的案件管辖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沈阳东进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王冕劳动争议纠纷中,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虽名称为工作合同,但实为劳动合同,就拖欠工资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双方对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二审法院则认为,此类纠纷应由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之间纠纷解决方式排除人民法院管辖,符合足球行业特点,职业足球球员与俱乐部之间属于特殊的劳动关系,根据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不应由法院管辖。[1]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体育领域典型案例中,案例八表明运动员持工资欠条起诉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5条的规定,劳动者持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无需经过仲裁的前置程序。支持运动员通过诉讼方式追索劳动报酬,能够及时有效保障运动员劳动权益。
体育纠纷是在涉及体育的各项活动中,相关主体之间因体育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存在争议而产生的纠纷。根据案件的性质,可分为合同型体育纠纷、管理型体育纠纷、技术型体育纠纷和保障型体育纠纷四种类型。也有观点认为,可将其分为分为体育商业性纠纷、体育劳动纠纷、体育组织纠纷和体育处罚纠纷。[2]体育纠纷类型的多样性不但说明了存在争议的案件具有广泛性,同时也说明任何一项体育纠纷案件都具有混合属性,很难毫无争议地归入一种案件类型。人为地类型分割会导致维权成本的提高,运动员可能需要就同一纠纷争议分别向不同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引发裁判的混乱。根据足球行业的特点,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工作合同与一般劳动合同存在一定的不同,例如关于高额违约金的特殊约定,以及不能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赋予运动员在合同期内单方面辞职的权利。虽然运动员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应当与其他劳动者共同受到同等保护,但其他方面因素的介入,使得对于体育行业不熟悉的裁判者很难仅依据《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作出裁断。若将劳动争议纠纷完全地排除在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之外,既不符合《体育法》确立体育仲裁的制度目的,也不利于维护体育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1民终3081号民事裁定书。
[2] 参见黄世席:《国际体育争端及其解决方式初探》,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二)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欠缺
《体育法》的修改增加了体育纠纷的处理方式,包括体育仲裁、一般仲裁、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等,并在第95条第1款增加规定,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公平、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由于司法对体育纠纷的解决机制存在天然的制度缺陷,需要严格遵循程序,周期长、成本高,而设立内部纠纷处理机制,能够有效预防体育纠纷,保障当事人的体育权利,实现体育纠纷的内部消化处理。如何完善体育组织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并实现与其他机制之间的有效协调,是解决体育纠纷争议的核心问题。
首先,针对体育纠纷适用内部纠纷处理机制具有理论支持。在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契约理论的共同支持下,由体育行业组织承担部分的体育事务管理职能,能够在协会成员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通过集体合意的方式推举管理人员,共同商定章程并对具体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实质上建立起组织自治、规则自治和解纷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自治体系。[1]有关体育纠纷的各项处理机制看似处于并行选择的关系,但体育仲裁与体育行业组织内部纠纷处理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仲裁制度的发展完善需要体育行业协会的支持,体育行业自治组织规则的设置需要参考体育仲裁的具体规定,两者共同实现优势互补,与诉讼机制一并构成体育纠纷的三足鼎立式纠纷解决机制。[2]
其次,以内外相结合的方式处理体育纠纷是全球体育行业的惯性做法,但我国实践中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仍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根据学者在2021年的统计,在全国32个单项体育协会中,有10个建立起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但有关体育纠纷争议解决的规定却存在模糊性,并未实现公开透明,且在内容方面也较为简单,存在较多的空缺遗漏。有学者通过对规则的文本与运行实践进行分析,得出其有着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内部救济机制不足、仲裁机构独立有限等方面的不足,在管辖范围、仲裁申请、庭审方式等内容程序设置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的结论。[3]
最后,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应做好与仲裁机制等的有效衔接。[4]《体育法》第95条第2款规定,体育组织没有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或者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未及时处理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体育仲裁。该条规定了体育仲裁机制的补位作用,但并未明确是否存在强制性的先后顺序。在现实情况中,不排除部分体育自治组织在章程中规定对内部处理机制的强制优先适用。例如《中国篮球协会章程》第65条就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管辖范围的纠纷,应当首先提交本会纠纷解决委员会处理,当事人对本会纠纷解决委员会未及时处理的纠纷或者对作出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体育仲裁。
[1] 参见于善旭:《建立我国体育仲裁背景下完善体育行业协会内部解纷制度的探讨》,载《体育学刊》2022年第2期。
[2] 参见杨一凡:《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体系化的全新探索——基于对<体育法>2022年修订的思考》,载《娱乐法内参》2022年第19期。
[3] 参见赵毅:《法治化进程中的中国足协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进展与问题》,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4] 参见刘韵:《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兼评新<体育法>“体育仲裁”章》,载《中国体育科技》2022年第9期。
(三)体育纠纷机制选择对意思自治的需求
根据《体育法》第92条第2款的规定,有关体育活动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也不属于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对于财产权益纠纷案件的排除,有利于划清商业仲裁与体育仲裁的界限,避免体育仲裁受到经济等纠纷的影响。但是,体育行业本身就难以与商业完全隔离,商业模式的运作为体育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持,而这种复杂的结合并非是在签订合同后各自保持独立的运行,而是在相互影响之下构成了对体育关系的型塑。面对此种新型的财产关系,商事仲裁存在一定的自身局限性,未必能很好地适应并解决此类纠纷。
其次,根据国际体育仲裁机构(CAS)制定的《Statutes of the Bodies Working for the Settlement of Sports-Related Disputes》机构章程,其管辖范围便包含着具有商业性质的仲裁案件,在Jose Ignacio Urquijo Goitia诉Liedson Silva Muniz案件中,仲裁机构便能够对运动员和经济人之间就体育内容签订的经济合同进行管辖,在Michel Platini诉FIFA的案件中,仲裁庭同样对Michel Platini与FIFA前主席Joseph Blatter之间的体育经济纠纷进行了管辖。将体育商业类纠纷划至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能够很好地与国际规定相接轨,形成国内体育仲裁与国际体育仲裁机构CAS相衔接的体育商事纠纷处理机制。[1]
最后,无论是仲裁还是诉讼,其本质都在于为当事人提供解决纠纷的途径,意思自治是选择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当事人既然可以选择以行业自治或诉讼的方式完成体育争议纠纷解决,为何不能赋予当事人就仲裁机构的自主选择权。与体育相关的财产权益类纠纷争议,如代言合同、经纪合同、赞助合同等,其实质仍为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按照民法的基本原理,应允许当事人选择提交至体育仲裁或一般的民商事仲裁机构进行处理。[2]
[1] 参见张静:《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适用研究》,载《当代体育科技》2023年第24期。
[2] 参见李智:《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载《法学》2022年第2期。
三、对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体育仲裁受案范围应容纳包含劳动争议
针对我国《体育法》第92条第2款,建议将体育劳动争议类型纠纷纳入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首先,运动员、教练员与俱乐部等签署的工作合同纠纷,对于时效性的要求极高。虽然依据现行法可通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受理并处理此类纠纷,但由于运动员本身的职业生涯较短,漫长的仲裁及诉讼程序并不利于职业运动员自身的维权。体育仲裁以其自身具有的专业性特征,可以更为便捷地为运动员提供纠纷解决的途径,加速争议解决进程。此外,不同于劳动者在工作机构进行工作的固定性及长期性,运动员及教练员在不同的俱乐部之间可能流动性较强,其对于争议快速解决的需求较高,体育领域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如优先注册、联合补偿、合同保护期等等,针对这些特点,体育仲裁相较于劳动仲裁有着效率更高、时效更强等制度优势。
其次,在体育实践中,体育劳动争议类纠纷并不仅涉及劳动关系方面的争议,对于劳动争议类型案件的完全排除,看似是将专业的事情交由专业的机构来做,但却忽视了在法规不明确期间的实践积累。在运动员注册机制下,劳动争议类纠纷与运动员注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管理与纠纷相互糅合,一般的法院或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并不具备处理劳动争议相关联问题的能力。体育仲裁机构本身已在纠纷的处理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相比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前者可能更清楚如何整体处理劳动争议及相关联问题。体育仲裁中的体育专业性从业人员队伍,也是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所不具备的。
最后,根据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受案情况统计,以转会为代表的劳资纠纷比例大约为10.3%,将体育劳动争议类纠纷纳入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也有利于和国际制度接轨。面对复合型的体育劳动类纠纷,其本身可能同时包含财产性质、劳动争议、人身性质等多重问题,例如实践中广泛存在的足球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劳资纠纷,既可以归属为财产权益类型纠纷,也可以认定其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纳入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结合意思自治的原则,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处理。
(二)完善协调体育组织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针对我国《体育法》第95条,可以从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两个方面,提出一定的完善建议。根据前述问题,体育组织内部的章程可能对纠纷处理机制预先作出规定,并将案件的管辖限定为必须经由体育组织首先作出判断。有学者因此主张,第95条可以考虑增加一款“任何体育协会规章中旨在剥夺当事人提交外部仲裁或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规定均应被认定无效”。[1]这样也有利于体育仲裁部门获得更多案件,更进一步促进其自身发展。事实上,关于体育纠纷处理机制的选择,当事人自行排除的应为无效。《体育法》第95条实质确立了“用尽内部救济”的基本原则,在产生体育纠纷后,行业自治应作为纠纷处理解决的优先机制得以应用,只有在行业内部不存在相应规则或无法提供相应救济时,再将争议案件提交给外部的仲裁或诉讼机构进行处理。
首先,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依赖于体育行业纠纷解决机构的建立,目前我国仍有较多的体育协会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纠纷解决机构。对于有必要单独设置纠纷处理机构的,应加快纠纷处理机构的设立。对于无必要增设纠纷处理机构的,建议在体育协会的内部章程中增加对体育仲裁机构的管辖规定,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指引。
其次,体育协会应当结合《体育法》关于体育仲裁的新增规定,在内部协会章程中完善增加相应的条款,《中国篮球协会章程》已完成了对民主协商和纠纷解决机制条文的修改,并将其与《体育法》有效衔接,建议未进行修改的机构也应尽快完成体育仲裁方面的内容修改。“用尽内部救济”基本原则是在国内外体育纠纷处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统一规则,是对具有较强专业性的体育纠纷高效纠纷处理机制。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通常都会对具有管辖权的体育争端作出规定,司法应保持对介入体育纠纷的谦抑性,裁判的作出需遵循体育专业的内部组织规则,只有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充足的权益保障时,司法方能介入,并发挥终局的裁判作用。
最后,体育行业组织内部纠纷处理机制相对于司法的优先适用,体现了司法对于体育行业自治的尊重,但相反司法的公正性始终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防线。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固然有着高度的专业性,但也反而易因为内部的习惯而无法使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从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置来看,无论是仲裁机构的人员构成抑或资金来源,都与体育行业紧密相关,权力的延伸可能会对争议纠纷的解决造成干扰。在此种情形下,有必要引入外部的司法机制作为监督,司法对自治纠纷解决机制的结果具有最终撤销权。体育自治精神贯穿体育纠纷处理的内部与外部,自治的独立性是体育纠纷解决的核心,但为了保障争议纠纷的解决兼顾效率与公正,司法的仲裁及诉讼机制有必要提供外部的监督,二者之间应始终保持着良性的互动。
[1] 参见姜世波,王彦婷,王睿康:《我国体育仲裁体系化的立法路径选择与设想——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载《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三)体育财产权益纠纷解决机制的自我选择
针对我国《体育法》第92条第2款,建议在意思自治下由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确定体育财产权益纠纷的管辖机构。根据前述可知,体育财产权益类型的纠纷案件具有多样性,且占据体育争议纠纷的主要部分,若将其完全划归一般商事仲裁机构,无疑是严重限缩了体育仲裁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体育行业领域的商业纠纷,体育仲裁机构可能具有专业人员的优势,而商事仲裁机构同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二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体育法》对于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明确规定,其用意在于为不同类型的争议纠纷案件提供明确的指引,避免各个仲裁机构相互推诿,不利于实际争议的解决。但是这一目的的达成,同样可以借助受案范围的扩大,并由当事人自行选择来实现。
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本就是为了发挥体育仲裁的专业性,并完成与国际仲裁的接轨,对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限制,反而是自我束缚,并不利于上述目的的实现,并且限制了体育仲裁的自我发展。从体育争议纠纷解决的终极目标来看,无论是体育仲裁抑或是诉讼、其他的仲裁方式,本质都是为了给当事人提供便利的纠纷解决路径,换言之,选择诉讼机制的成本应分配至当事人自行承担,由其自行选择最适合的仲裁机构,而不宜限制当事人可主张的诉权。
意思自治是充分发挥各项体育纠纷争议处理机制作用的关键核心,其目的在于保障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该目的的方式在于为当事人提供尽可能多的纠纷处理机制选择路径。意思自治功能的发挥需要扩大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以保障当事人享有自行选择的权利自由。在并非应由司法强制介入的案件类型领域,尤其对于财产权益类型的体育纠纷,应尽可能容许当事人享有救济机制的选择自由,以在实践中检验各项制度实际功能的发挥,并因此界定各项机制间合理的界限。
参考文献:
[1]刘永平,李智:《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建构的再思考》,载《海峡法学》2022年第3期。
[2]黄世席:《国际体育争端及其解决方式初探》,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3]于善旭:《建立我国体育仲裁背景下完善体育行业协会内部解纷制度的探讨》,载《体育学刊》2022年第2期。
[4]杨一凡:《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体系化的全新探索——基于对<体育法>2022年修订的思考》,载《娱乐法内参》2022年第19期。
[5]赵毅:《法治化进程中的中国足协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进展与问题》,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6]刘韵:《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构——兼评新<体育法>“体育仲裁”章》,载《中国体育科技》2022年第9期。
[7]张静:《我国体育仲裁受案范围的具体适用研究》,载《当代体育科技》2023年第24期。
[8]李智:《修法背景下我国独立体育仲裁制度的设立》,载《法学》2022年第2期。
[9]姜世波,王彦婷,王睿康:《我国体育仲裁体系化的立法路径选择与设想——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载《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Abstract
In China’s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regarding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provisions, there are three main issues: excessive restriction on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incomplete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lack of parties’ freedom to choose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First, combining the special nature of sports labor disputes and sports commercial disputes, it is recommended to expansively interpret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to enable jurisdiction over these two types of cases. Seco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ports associations improve relevant provisions on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in their articles, establish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achiev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with litigation, arbitration, and other mechanisms. Fi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pect party autonomy in selecting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llowing parties to independently determine jurisdictional institutions for sports property disputes according to arbitration agreements, to truly benefit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dispute partie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Sports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al Scope; Industry Autonomy; Dispute Handling
Sports arbitration can be consider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rbitration system in sports, referring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sports dispute parties resolve disputes through sports arbitration. Sports activities here refer to competitive sports activities. Sports arbitration is essentially a non-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with unparalleled advantages over ordinary dispute systems in terms of arbitral award timeliness, specialization, technicality, and effectiveness, making it the primary choice for international sports circles and countries with developed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s. China’s new Sports Law was revised in 2022, with the most prominent highlight being the addition of a special chapter on sports arbitration, changing the previous situation where sports arbitration lacked clear provisions to follow, which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sports dispute parties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sports arbitration provisions to guide practice, some new issues have emerg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disputes and reflections on jurisdictional scope and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 coordin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practice, and combines the nature of sports disputes themselves to explain and improve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striving to benefi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A. Determination of Arbitrable Types by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ttee
Article 92 of the new Sports Law provides: “Parties may apply for sports arbitration according to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ports organization articles, and sports event rules for the following disputes: (1) Disputes arising from dissatisfaction with decisions made by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athlete management units, and sports event organizers regarding cancellation of qualification, cancellation of competition results, and bans according to anti-doping or other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Disputes arising from athlete registration and transfer; (3) Other disputes occurring in competitive sports activities. Disputes arbitrable under the Arbitration Law and labor disputes under the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Law are not within the scope of sports arbitration.”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legislative expression of “enumeration plus supplement plus exclusion,” clearly limiting the types of disputes with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cope.
According to the exclusion in Article 92, Paragraph 2, disputes arising from athlete registration and transfer should in principle be limited to disputes arising from management acts concerning determining athlete representative units and competition qualifications. Disputes arising from derivative contractual and other property disputes and labor disputes from athlete registration and transfer are not with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cope. Clearly distinguishing sports arbitration from labor arbitration is because the legislature has formed a systematic and mature handling mechanism for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and applying labor arbitration is more helpful for effectively resolving disputes that are essentially labor disputes. This approach’s advantage is providing clear normative guidance for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and avoiding mutual shirking between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drawback is equally clear: sports dispute types have their own special natur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x them under a specific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rough classification. Excessive emphasis on mechanism non-crossing反而容易 make sports disputes无所适从.
The same restrictions from Article 92 of the Sports Law 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also apply to contract disputes and other property disputes between citizens, legal pers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n the sports field.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of Switzerland is the highest dispute resolution institution for sports disputes, and according to CAS relevant provisions, case acceptance types include any disput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lated to sports, commercial disputes (such as sponsorship contract disputes, player transfer disputes, employment contract disputes), and disciplinary disputes (anti-doping disputes, disciplinary disputes, competition qualification disputes), all may apply for arbitration. Compared wit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ovisions, China’s Sports Law imposes relatively strict restrictions 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still requiring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improvement based on practical needs to achieve inte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ovisions.
B.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and Other Arbitration Mechanisms
In June 2023,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released a batch of typical civil cases involving sports disputes, including not only substantive issues such as training institution security obligations, athlete labor relationship determination, sports event-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unfair competition behavior determination, but also procedural issues such as behavior preservation measures and jurisdictional scope of sports arbitration and people’s courts, reflecting innovative joint governance of litigation source management. For sports dispute parties, sports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mechanisms are parallel choices; where parties have not reached sports arbitration agreements, courts should not refuse to accept cases on grounds that disputes should be arbitrated by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fter parties choose sports arbitration, due to the “one arbitration award, final” effect of sports arbitration, parties cannot again choose litigation to resolve the same dispute. Sports arbitration and other arbitration mechanism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labor disputes specified in Article 92, Paragraph 2 of the Sports Law are not with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cope but apply the “arbitration before litigation” system, where arbitration does not have “one arbitration, final” effect.
Due to sports disputes’ special nature,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ttee members better understand sports dispute cores and related issues; exploring cross-jurisdiction by various arbitration mechanisms for sports labor disputes is more helpful for leveraging sports arbitration’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voiding information gaps leading other arbitration mechanisms to unable to fairly and comprehensively handle issues in sports labor disputes, and also invisibly increasing other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rbitration burden. Additionally, although Article 97 of the Sports Law provides that after awards are issued, if parties apply again for sports arbitration or sue in people’s court regarding the same dispute,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ttees or courts shall not accept. However, this article does not clarify the “arbitration before litigation or arbitration or litigation” issue, which is also a source of issues causing few sports arbitration type cases in practice, and sports arbitration authority and professionalism are also damaged to a certain extent.
Finally, with the long-term absence of domestic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parties in dispute resolution mostly choose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 resolution institutions or CAS, especially among clubs introducing foreign aid—this has consistently been the case. The Sports Law’s clear division of arbitration mechanisms may not only create difficulties for single mechanisms to resolve issues but also is not conducive to expanding sports arbitration cases in domestic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II. Issues in China’s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A. Excessive Restriction on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According to Article 92, Paragraph 2 of the Sports Law, disputes concerning athlete work contracts should belong to labor disputes, only able to apply for arbitration to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committees according to Article 5 of the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Law, and if dissatisfied with arbitration awards, may sue in people’s court. However, in practice, courts have not formed unified understandings on case jurisdiction for such disputes. In the labor dispute case of Shenyang Dongjin Football Club Co., Ltd. and Wang Mian, the first instance court held that although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called a work contract, it was actually a labor contract, and disputes over owed wages belonged to labor disputes; if dissatisfied with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awards, parties may sue in people’s court. The second instance court held that such disputes should be arbitrated by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Arbitration Committee, excluding people’s court jurisdiction, conforming to football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professional football players and clubs belong to special labor relations,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special overrides general, courts should not have jurisdiction.
In typical sports field cases releas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Example 8 indicates that athletes holding wage IOUs may be handled as ordinary civil disputes. According to Article 15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terpretation (I)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in Trials of Labor Dispute Cases, if laborers directly sue with employer’s wage IOUs, and claims do not involve other labor dispute issues, arbitration is not required as a prerequisite procedure. Supporting athletes in seeking labor compensation through litigation can timely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athlete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Sports disputes are disputes arising from sports-related activities where relevant parties have disputes ove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sports. According to case natur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contractual sports disputes, management sports disputes, technical sports disputes, and security sports disputes. Some views also categorize them into sports commercial disputes, sports labor disputes, sports organization disputes, and sports penalty disputes. Sports dispute type diversit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extensiveness of disputed cases but also shows any sports dispute case has mixed attribut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unambiguously classify into one dispute type. Artificial type segmentation increases rights protection costs; athletes may need to apply to different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for the same dispute, causing judgment chaos. Due to football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work contracts between football players and clubs differ from ordinary labor contracts, such as special agreements on high liquidated damages and football players not being given rights to unilaterally resign during contract periods according to Labor Contract Law. Although athletes as workers’ basic rights should receive equal protection with other workers, other factors make it difficult for judges unfamiliar with the sports industry to make judgments solely based on Labor Contract Law and other laws. Excluding labor disputes from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not only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institutional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sports arbitration in the Sports Law but also is not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sports dispute partie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B. Deficiency in Internal Sports Organiz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The revision of the Sports Law added sports dispute handling methods including sports arbitration, general arbitration,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and added provisions in Article 95, Paragraph 1 encouraging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for fair, just, and efficient dispute resolution. Due to natural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in judicial resolution of sports disputes requiring strict procedures, long cycles, and high costs, establishing internal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sports disputes, protect parties’ sports rights, and achieve internal resolution of sports disputes. How to improve internal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in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achiev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with other mechanisms is the core issue for resolving sports dispute conflicts.
First, applying internal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to sports disputes has theoretical support. Under joint support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 and social contract theory, having sports industry organizations undertake partial sports affairs management functions can establish effective governance structures among association members, through collective agreement to elect management personnel, jointly discuss articles, and vote on specific matters, essentially establishing a sports autonomy system with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rule autonomy, and dispute resolution autonomy as main content.
Second, handling sports disputes through combin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approaches is global sports industry practice, but internal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in China’s practice still have many issues. According to scholars’ 2021 statistics, among 32 national individual sports associations, 10 have established specialized dispute resolution institutions, but provisions on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have ambiguity, lacking transparency and relatively simple content with many gaps. Analysis of rule text and operation practice shows deficiencies in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s, internal remedy mechanisms, and limited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independence, wit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case acceptance scope, arbitration application, and hearing procedure settings.
Finally,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should achiev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with arbitration mechanisms and others. Article 95, Paragraph 2 of the Sports Law provides that where sports organizations have no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or internal mechanisms do not handle disputes timely, parties may apply for sports arbitra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sports arbitration’s supplementary role but does not clarify whether mandatory sequence exists. In reality, some spor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may stipulate mandatory priority for internal handling mechanisms in their articles.
C. Need for Party Autonomy in Sports Dispute Mechanism Selec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92, Paragraph 2 of the Sports Law, contract disputes and other property disputes related to sports activities are also not with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acceptance scope. Excluding property dispute cases is helpful for clarifying boundaries betwee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ports arbitration and avoiding sports arbitration being affected by economic disputes. However, the sports industry itself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separate from commerce; commercial models provide extremely important support for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is complex combination shapes sports relations through mutual influence rather than maintaining independent operation after contract signing. Facing such new property relation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and may not well adapt to and resolve such disputes.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s of institutions resolving sports-related disputes esta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CAS), its jurisdictional scope include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cases. In the Jose Ignacio Urquijo Goitia v. Liedson Silva Muniz case,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could have jurisdiction over sports contracts between athletes and agents. In the Michel Platini v. FIFA case,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also had jurisdiction over the sports economic dispute between Michel Platini and former FIFA President Joseph Blatter. Including sports commercial disputes in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can well integrate with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forming a sports commercial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 connecting domestic sports arbi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AS.
Finally, both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essentially provide parties with dispute resolution pathways, and party autonomy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choosing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f parties can choose industry autonomy or litigation for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why not grant parties autonomous choice of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Sports-related property dispute controversies such as endorsement contracts, agent contracts, and sponsorship contracts are essentially disputes between equal parties; according to basic civil law principles, parties should be permitted to choose to submit to sports arbitration or ordinary civil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for handling.
III.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China’s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A.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Should Include Labor Disputes
Regarding Article 92, Paragraph 2 of China’s Sports Law, it is recommended to include sports labor dispute type disputes 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First, work contract disputes between athletes, coaches, and clubs have extremely high timeliness requirements. Although such disputes can be accepted and handled by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under current law, due to athletes’ relatively short career spans, long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procedures are not conducive to professional athletes’ rights protection. Sports arbitration, with it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more conveniently provide dispute resolution pathways for athletes and accelerate dispute resolution. Additionally, unlike workers’ fixed and long-term work at institutions, athletes and coaches may have higher fluidity among different clubs, with higher demand for rapid dispute resolution; the sports field also has special institutional designs such as priority registration, joint compensation, and contract protection periods. For these characteristics, sports arbitration has higher efficiency and stronger timeliness advantages compared to labor arbitration.
Second, in sports practice, sports labor dispute disputes not only involve labor relation aspects; complete exclusion of labor dispute type cases seems to leave professional matters to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but ignores practical accumulation during periods of unclear regulations. Under athlete registration mechanisms, labor dispute disputes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athlete registration, making management and disputes intertwined; ordinary courts or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do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handle issues related to labor disputes.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have already accumulate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dispute handling; compared to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they may better understand how to holistically handle labor disputes and related issues. Sports arbitration’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eam is also something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do not possess.
Finally, according to CAS caseload statistics, labor-capital disputes represented by transfers are approximately 10.3%. Including sports labor dispute disputes in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is also beneficial for integ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systems. Facing compound sports labor disputes that may simultaneously include property, labor dispute, and personal nature issues, the best approach is including them in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allowing parties to independently choos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for handling.
B. Improv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 Sports Organizations
Regarding Article 95 of China’s Sports Law, suggestions can be proposed from two aspects: improving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coordinating with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ccord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sports organizations’ internal articles may pre-regulate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and limit case acceptance to requiring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first make judgments. Some scholars therefore propose that Article 95 consider adding one paragraph: “Any provisions in sports association articles aiming to deprive parties of submitting to external arbitration or seeking judicial remedy in court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valid.” This is also helpful for sports arbitration departments to obtain more case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In fact, regarding choice of sports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parties’ self-exclusion should be invalid. Article 95 essentially establish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xhausting internal remedies”; after sports disputes arise, industry autonomy should be applied as the priority mechanism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nd only when corresponding rules or remedies are not available within the industry should external arbitration or litigation be submitted.
First, establishing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depends on establishing sports industry dispute resolution institutions; currently more sports associations have not established corresponding dispute resolution institutions. For those with necessity to separately establish dispute handling institutions, establishment should be accelerated. For those without necessity to add dispute handling institu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provisions on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jurisdiction in internal association articles, providing guidance for parties to resolve disputes.
Second, sports associations should improv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in internal association articles combining new provisions on sports arbitration in the Sports Law. The 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rticles have completed revision of provisions on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with the Sports Law; institutions that have not completed revisions should quickly finish sports arbitration content revision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xhausting internal remedies” is a unified rul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 handling practice and is for efficient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s with strong professionalism in sports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ingle sports federations usually regulate sports disput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judiciary should maintain restraint in intervening in sports disputes, and judgments should follow sports professionals’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rules; only when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rights protection for parties can judiciary intervene and play final adjudicative roles.
Finally, priority application of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in sports industry organizations over judiciary reflects judiciary’s respect for sports industry autonomy, but judiciary fairness is always the final defens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lthough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have high professionalism, they may反而因内部习惯而无法使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 From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settings, whether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personnel composition or funding sour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orts industry; power extension may interfere with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is situation, introducing external judicial mechanisms as supervision is necessary; judiciary has final revocation rights over autonomou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results. Sports autonomy spirit runs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orts dispute handling; autonomy independence is core to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but to ensure dispute resolution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litigation mechanisms should provide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the two should always maintain benign interaction.
C. Party Autonomy for Sports Property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Selection
Regarding Article 92, Paragraph 2 of China’s Sports Law,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ports property dispute jurisdictional institutions be determined by parties according to arbitration agreements under party autonom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sports property dispute cases have diversity and occupy the main part of sports dispute conflicts; completely assigning them to ordinary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would seriously narrow the space wher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can play a role. For commercial disputes in the sports industry, sport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may have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dvantages, whil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have also accumulated certain experience; neither is superior. The Sports Law’s clear provisions on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aim to provide clear guida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spute cases, avoiding variou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shirking responsibility and being unfavorable to actual dispute resolution. However, this purpose can also be achieved through expanding case acceptance scope and party autonom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originally aimed to leverage sports arbitration’s professionalism and complete inte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stricting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is instead self-binding and not conducive to the above purposes, and limits sports arbitration’s self-development. From the ultimate goal of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whether sports arbitration, litigation, or other arbitration methods, essence is providing parties with convenient dispute resolution pathways; put another way, costs of choosing litiga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parties themselves to bear, and parties should independently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rather than restricting parties’ claimable rights.
Party autonomy is the key core for fully leveraging various sports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 functions, aimed at protecting dispute partie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way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is providing parties with as many dispute handling mechanism choice pathways as possible. The function of party autonomy needs expanding sports arbitration case acceptance scope to protect parties’ rights to freely choose, in domains not requiring mandatory judicial intervention, especially for property dispute type sports disputes, parties should as much as possible be allowed rights to choose remedy mechanisms, testing various systems’ actual functions in practice and thereby defining reasonable boundaries among various mechani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