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诉令在香港婚姻诉讼的应用及案例分析
Application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Hong Kong Matrimonial Li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禁诉令在香港婚姻诉讼的应用及案例分析
Application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in Hong Kong Matrimonial Li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前 言:
如今跨境婚姻非常普遍,当离婚当事人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提起离婚诉讼时,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可能会出现。
有关香港法院是否对一宗离婚案拥有司法管辖权,根据香港法例第179章 《婚姻诉讼条例》第3条,如属下列情况,香港法院对根据该条例进行的离婚法律程序具有司法管辖权:
-
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以香港为居籍;
-
在紧接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之前的整段3年期间内,婚姻的任何一方惯常居于香港;
-
在呈请或申请提出当日,婚姻的任何一方与香港有密切联系。
如果诉讼双方就同一事宜在香港法院及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法院开展诉讼,而香港法院及该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法院就同一事宜都有司法管辖权,那么可以如何处理?在香港的法律中,有一种命令称为禁诉令,作用是限制诉讼的对方就同一事宜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程序中寻求或采取进一步行动,或禁止对方就同一事宜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开始法律程序。
禁诉令的法律原则
禁诉令的相关法律原则可见于 Airbus Industrie G.I.E. 及 Patel [1999] 1 AC 119一案及 Société Aerospatiale 及 Lee Kui Jak [1987] 1 AC 871一案。
禁诉令的相关法律原则有以下五点:
(1) 香港对争议的事宜应该有足够的关系或关连以证明禁诉令对域外法院的间接干涉是有适当理由支持的。在替代法院的案件中,这涉及香港法院是否解决有关争议的自然法院;
(2) 禁诉令只应在为了达到公义而需要作出的情况下作出。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可能是当域外的相关诉讼是无理缠讼或者有压迫性的;
(3) 禁诉令并非针对域外法院,而是针对正在进行的域外诉讼或威胁将要进行域外诉讼的一方,这是针对人的命令;
(4) 禁制令只会在被限制的一方可以将争议的事宜诉诸香港法院而禁诉令对被限制的一方是有效的方法的情况下才会作出;
(5) 由于此类命令间接影响域外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时,香港法院必须考虑礼节及在行使管辖权时必须谨慎。
案例分析1:
BGPB 及 KSW [2021] HKCFI 1366 (关于儿童AB的管养权、照顾和管束权)
在BGPB 及 KSW [2021] HKCFI 1366一案中,儿童AB生于香港,是原告人(父亲)及被告人(母亲)同居时生下的子女,儿童AB是原告人(父亲)及被告人(母亲)的非婚生子女。在该案中,原告人(父亲)向香港法院申请禁诉令,限制被告人(母亲)就儿童AB的管养权、照顾和管束权在西澳大利亚家事法院已经开展的诉讼中寻求或采取进一步行动或在澳大利亚开展平行诉讼。
香港法院在考虑香港是否解决该争议的自然法院时考虑了一些因素,当中包括:
(1) 儿童AB在香港出生并在香港住了6年 (当时儿童AB为6岁);
(2) 儿童AB被被告人(母亲)带往澳大利亚及在违背原告人(父亲)意愿的情况下将儿童AB留在澳大利亚之前,儿童AB在香港接受教育;
(3) 儿童AB被带往澳大利亚前,他的通常居住地为香港;
(4) 原告人(父亲)一直在香港工作;
(5) 被告人(母亲)将儿童AB带到澳大利亚前,原告人(父亲)和被告人(母亲)在香港一起居住了10年。
因此,香港法院裁定香港在过去及现在都是解决有关儿童AB的争议的自然法院。
在确立了香港是解决相关争议的自然法院后,香港法院进而考虑被告人(母亲)在西澳大利亚的诉讼是否无理缠讼及有压迫性的。
关于这个问题,香港法院考虑了以下六个情况:
第一,原告人(父亲)于2020年10月30日在香港以原诉传票开展香港的诉讼。原诉传票的指示聆讯排定在2021年1月6日举行。在聆讯的前一天,被告人(母亲)写信给香港法庭表示她打算在西澳大利亚的家事法院开展平行诉讼。由于疫情,她不能来港,她向法庭申请将聆讯押后以寻求法律意见。因时间紧迫,法庭未及回应该押后聆讯的申请。
在2021年1月6日的原诉传票指示聆讯,原告人(父亲)证明了相关的法庭文件已送达给被告人(母亲)后,法庭作出以下的命令(“中期命令”):
(a) 儿童AB的中期的管养权、共同照顾及管束权批予原告人(父亲)和被告人(母亲);
(b) 被告人(母亲)须立即把儿童AB带回香港;
(c) 儿童AB返回香港后,被告人(母亲)须立即向法庭呈交发给儿童AB的所有护照;
(d) 直至法庭另行作出命令前,被告人(母亲)不可将儿童AB带离香港或安排或容许儿童AB离开香港;
(e) 原告人(父亲)及被告人(母亲)须就2021年2月22日的正式审讯向法庭存档证据。
这些命令是香港法庭在2021年1月6日上午大约10时作出。然而,被告人(母亲)在2021年1月6日晚上8时01分(澳大利亚时间)开展了西澳大利亚家事法院的诉讼(“西澳大利亚的诉讼”)。香港法庭认为被告人(母亲)向香港法庭申请将原诉传票的指示聆讯押后时显然已寻求法律意见。
原告人(父亲)并没有获告知西澳大利亚的诉讼,直到2021年1月9日他身在澳大利亚时才获告知。此时,被告人(母亲)才首次通知原告人(父亲)她打算把儿童AB留在澳大利亚,前述中期命令亦已送达予被告人(母亲)。被告人(母亲)向原告人(父亲)表示她之前已收到香港诉讼的文件,惟她从未告知原告人(父亲)她的立场。
被告人(母亲)在原诉传票送达给她的两个半月后,在2021年2月4日在香港申请法律援助,根据香港法例第91章 《法律援助条例》,有关法律程序须暂停进行42天,原订的2021年2月21日的聆讯须被暂停,改为2021年3月30日进行。
香港法庭得悉,原来于2021年2月22日,被告人(母亲)在西澳大利亚家事法院有一个聆讯,而被告人(母亲)从未向香港法庭提及。
第二,香港法庭认为被告人(母亲)试图尽可能拖延香港的诉讼是她的诉讼策略。被告人(母亲)在她已寻求澳大利亚的法律意见后向香港法庭表示需要寻求法律意见而申请押后诉讼是故意误导香港法庭的行为。她透过她的法律援助申请为她在香港的诉讼争取更多时间及使诉讼不能按原订时间进行。
第三,香港法庭也考虑了被告人(母亲)在西澳大利亚的诉讼所寻求的济助。在西澳大利亚的诉讼中,她确认原告人(父亲)作为父亲的权利。香港法庭认为,被告人(母亲)她可以同意原告人(父亲)根据香港法例第13章 《未成年人监护条例》第3条他申请享有作为儿童AB父亲犹如儿童AB是他的婚生子女所具有的权利及权能。然而,被告人(母亲)在西澳大利亚的诉讼申请与原告人(父亲)有共同的父母责任,法庭认为被告人(母亲)其实可在香港的诉讼寻求相似的济助,如果被告人(母亲)希望挑战香港的诉讼,她可如此进行,她亦可以在香港法庭申请将儿童AB带离香港的命令。
第四,香港法庭也考虑到被告人(母亲)时在香港诉讼是亲自行事,法庭特别提醒被告人(母亲)正式审讯将会进行,亦为她安排了审前的设备测试使她可以透过视象会面出席聆讯,但是被告人(母亲)没有出席审前的设备测试及2021年3月30日的正式审讯。
第五,在正式审讯的前一天,被告人(母亲)向香港法庭递交了声称但其实不能争议香港法庭司法管辖权的陈述。法庭认为,被告人(母亲)其实可以把争议的事宜诉诸香港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而对她作出禁诉令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第六,香港法庭也考虑到,在作出这个禁诉令的裁决(2021年5月13日)之前香港法庭已在较早的日子就原告人(父亲)作为父亲的权利及权能以及儿童AB的管养权、照顾和管束权的事宜作出了最终的命令(2021年4月1日)。因此,在被告人(母亲)拒绝参与香港诉讼的情况下要求诉讼各方在第二个司法管辖区就相同事宜重新辩论是浪费司法资源,也浪费了原告人(父亲)本可以用于为儿童AB福祉上的资源。
基于以上六个情况,法庭认为被告人(母亲)在知悉香港诉讼的情况下开展域外诉讼是无理缠讼及有压迫性的。
对讼一方可能提出的申请: 以不方便法院为由搁置香港的法律程序。
在一些涉及禁诉令的案件中,当诉讼的一方向香港法院申请禁诉令,另一方则可能会以不方便法院为由申请搁置香港的法律程序。
案例分析2:
王 及 罗 [2022] HKFC 198
以下是王 及 罗 [2022] HKFC 198一案的简要时序:
在2021年2月19日,呈请人(丈夫)在香港提出离婚申请。
其后,在2021年5月25日,呈请人(丈夫)向法庭申请女儿的中期管养权、照顾和管束权。
在2021年8月2日,呈请人(丈夫)向法庭申请除非得到法庭的许可否则女儿不可离开香港的命令及如果女儿不在香港,则要将女儿带回香港的命令。
在2022年1月4日,呈请人(丈夫)向法庭申请撤回离婚呈请书及无条件终止诉讼,而讼费由他支付给答辩人(妻子)。
在2022年1月7日,法庭就呈请人(丈夫)于2022年1月4日的申请命令暂准离婚令押后至另订日期宣布。
在2022年3月3日,呈请人(丈夫)在北京的大兴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申请解除婚姻、对女儿的单独管养权及他对答辩人(妻子)名下的在大陆三个房产的附属济助。由此可见,呈请人(丈夫)希望将主诉讼、子女事宜及附属济助都在北京的诉讼处理。
在大约2022年3月29日,答辩人(妻子)在北京的法律诉讼中提出管辖权争议。
在2022年4月28日,答辩人(妻子)在香港的诉讼提出禁诉令申请及中期禁诉令申请以限制呈请人(丈夫)继续进行在北京的法律程序或在大陆就与香港诉讼中相同的争议或大致相同的争议开始任何法律程序。
在2022年7月20日,大兴区人民法院颁布判决书,裁定呈请人(丈夫)的离婚申请被驳回,尤其是基于法院地的原因。
在2022年7月22日,呈请人(丈夫)就2022年7月20日的判决书提出上诉。
A. 呈请人(丈夫)以不方便法院为由申请撤回香港的诉讼
法庭认为就呈请人(丈夫)撤回香港诉讼的申请,呈请人(丈夫)必须证明:(1) 他有充分的理由撤回呈请书及终止香港诉讼,及(2)呈请人(丈夫)撤回呈请书及终止香港诉讼的行为不会对答辩人(妻子)造成不公,也不会剥夺她在香港诉讼中已经获得的任何权益,那些权益应尽可能予以保留。为决定是否批准呈请人(丈夫)撤回诉讼的申请,法院考虑了各方关于不方便法院的理据。
什么是不方便法院原则
在DCG 及 SLC [2005] 3 HKC 293一案中,法庭订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应用标准,在考虑一个管辖区的法院是否不方便法院时,法庭要裁决的是有没有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可用法院,哪一个是审理诉讼的合适法院?
要回答这个问题,申请搁置香港诉讼的一方必须证明 (1)香港不是自然或合适的管辖区;(2)有另一个比香港明显更合适的司法管辖区。
如果申请搁置香港法律程序的一方能证明前述的(1)及(2),则希望在香港继续诉讼的另一方必须证明,如果该诉讼在香港以外的法院审理,他将被剥夺合法的个人或司法优势。如果他能够证明这一点,法院便得平衡替代法院的优势与他可能面对的劣势。
在王 及 罗 [2022] HKFC 198一案中,香港法院考虑到诉讼是由呈请人(丈夫)以他的居籍为香港而在香港开展,而且他其后向香港法院申请不同的济助,因此他的行为应被视为他自愿及无条件地把争议事宜交由香港法庭审理。
由此可见,香港法院在考虑诉讼一方有没有自愿及是否已经把争议事宜提交至香港的司法管辖权时,香港法院考虑的因素包括诉讼的一方是否已向法庭存档任何状书以就诉讼的实质案情作出陈述、有没有援引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以寻求对方履行某种行为的中期或最终命令等。
关于呈请人(丈夫)撤回呈请书及终止诉讼的申请,香港法院考虑了以下因素:
首先,呈请人(丈夫)是通过提交离婚呈请书向把争议事宜提交至香港的司法管辖区。
其次,呈请人(丈夫)在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的离婚申请已被驳回,因此他不太可能提出北京是更合适的司法管辖区。
第三,香港法庭考虑了以下事宜后认为香港是一个更合适的法院。
-
诉讼双方都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
呈请人(丈夫)为了得到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而放弃他在内地的居籍;
-
诉讼双方在香港购入物业,包括婚姻居所;
-
女儿在香港出生、成长及接受教育;
-
诉讼双方寻求对女儿的管养权、照顾和和管束权。女儿在香港与答辩人(妻子)一起生活,因此在香港处理有关女儿的事宜合乎成本效益及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尽速有效处理。
因此法庭认为呈请人(丈夫)没有充分理由支持他撤回呈请书及终止香港诉讼的申请。而且,如批准他的申请,便会对答辩人(妻子)造成不公,她会被剥夺在香港法庭已就主讼案及子女事宜作出命令要求呈请人(丈夫)存档及送达经济状况陈述书及子女事宜的表格以在合乎成本效益及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尽速有效处理主讼案及子女事宜的好处,而这些对她的好处应尽可能予以保留。
B. 答辩人(妻子)的禁诉令申请
法庭在处理答辩人(妻子)的禁诉令申请时考虑了呈请人(丈夫)自愿及无条件地把争议事宜交由香港的司法管辖权、香港显然是解决双方争议的自然法院,呈请人(丈夫)积极参与香港的诉讼,因此法院接纳答辩人(妻子)指呈请人(丈夫)在北京开展诉讼是选择法庭(Forum Shopping)的行为的论点。
法庭又考虑了呈请人(丈夫)选择法庭的行为、他向答辩人(妻子)隐瞒他打算在北京开展离婚诉讼的意图、他拒绝遵守法庭命令存档及送达经济状况陈述书及子女事宜的表格,或由社会福利主任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因此法庭接纳答辩人(妻子)指呈请人(丈夫)在北京开展诉讼是无理缠讼或者有压迫性的。
就答辩人(妻子)的禁诉令申请,法庭命令,不论呈请人(丈夫)他本人、他的雇佣人或代理人、还是他的其他人,均不得继续在大兴区人民法院的诉讼。
总结
提出诉讼的一方在提出诉讼前应先了解是否希望透过香港的法律制度及原则来处理争议的事宜、香港是不是处理争议的事宜的合适法院及了解有没有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院比香港更为合适。由于提交呈请书或原诉文件的行为很有可能会被法庭视为自愿选择了把事宜交由香港的司法管辖区的行为,而且原诉方是决定何时开展诉讼、在哪个地方开展诉讼的一方,因此,一旦提交了呈请书或原诉文件到香港法院后,日后提出诉讼的一方就很难主张其没有把事宜提交香港的司法管辖权,从而寻求搁置法律程序或终止诉讼。
如果是被提出诉讼的一方,在收到呈请书或原诉文件后应尽快寻求法律意见,同样地应先了解是否希望透过香港的法律制度及原则来处理有关事宜、香港是不是处理某个事宜的合适法院及了解有没有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院比香港更为合适。如被诉方希望提出司法管辖权的争议,应在提交任何实质的抗辩文件或答复书前提出司法管辖权的争议,以尽量减少以后被法庭视为已同意把争议的事宜交由香港司法管辖权处理,被诉方可视乎情况考虑提出搁置法律程序的申请。
诉讼的任何一方都应谨慎选择合适的法院来处理争议的事宜以减少日后在不适合的法院开展诉讼的风险及衍生不必要的讼费。如需就具体案情咨询禁诉令如何会影响离婚诉讼,请随时通过以下途径联络我们的律师。
Introduction:
Cross-border marriages are now very common. When divorcing parties initiate divorce proceedings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issues of jurisdiction conflict may arise.
Regarding whether Hong Kong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over a divorce case, according to Section 3 of the Matrimonial Causes Ordinance (Cap. 179) of Hong Kong laws, Hong Kong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over divorce proceedings under that Ordinance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
On the date when the petition or application is made, any party to the marriage has Hong Kong as their domicile;
-
During the whole period of three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ate when the petition or application is made, any party to the marriage has been ordinarily resident in Hong Kong;
-
On the date when the petition or application is made, any party to the marriage has a substantial connection with Hong Kong.
If both parties to litigation are conducting proceedings in Hong Kong courts and courts of another jurisdiction on the same matter, and both Hong Kong courts and the courts of that other jurisdiction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e same matter, how can this be handled? In Hong Kong law, there is an order called an anti-suit injunction,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restrain the other party to the litigation from seeking or taking further action in proceeding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on the same matter, or to prohibit the other party from commencing proceeding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on the same matter.
Legal Principles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The relevant legal principles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can be found in the cases of Airbus Industrie G.I.E. and Patel [1999] 1 AC 119 and Société Aerospatiale and Lee Kui Jak [1987] 1 AC 871.
The relevant legal principles of anti-suit injunctions are as follows:
(1) Hong Kong should have a sufficient relationship or connection with the matter in dispute to justify indirect interference with foreign courts by an anti-suit injunction. In cases of alternative courts, this involves whether Hong Kong courts are the natural forum for resolving the relevant dispute;
(2) An anti-suit injunction should only be granted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justice. Generally, such circumstances may be when the foreign proceedings are vexatious or oppressive;
(3) An anti-suit injunction is not directed at foreign courts, but at the party who is conducting or threatening to conduct foreign proceedings—this is a personal order;
(4) An injunction will only be granted where the party to be restrained can bring the matter in dispute before Hong Kong courts and the anti-suit injunction would be an effective means against the party to be restrained;
(5) Because such orders indirectly affect foreign courts, Hong Kong courts must consider comity and exercise caution in exercising jurisdiction.
Case Analysis 1:
BGPB and KSW [2021] HKCFI 1366 (Regarding custody, care, and control of Child AB)
In the case of BGPB and KSW [2021] HKCFI 1366, Child AB was born in Hong Kong and was born during the cohabitation of the Plaintiff (Father) and the Defendant (Mother). Child AB is an illegitimate child of the Plaintiff (Father) and the Defendant (Mother). In that case, the Plaintiff (Father) applied to Hong Kong courts for an anti-suit injunction to restrain the Defendant (Mother) from seeking or taking further action in proceedings already commenced in the Family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regarding Child AB’s custody, care, and control, or from commencing parallel proceedings in Australia.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Hong Kong is the natural forum for resolving the dispute, Hong Kong courts considered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1) Child AB was born in Hong Kong and lived in Hong Kong for 6 years (at that time, Child AB was 6 years old);
(2) Before Child AB was taken to Australia by the Defendant (Mother) and left in Australia against the Plaintiff (Father’s) will, Child AB receive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3) Before Child AB was taken to Australia, Child AB’s habitual residence was Hong Kong;
(4) The Plaintiff (Father) has been working in Hong Kong continuously;
(5) Before the Defendant (Mother) took Child AB to Australia, the Plaintiff (Father) and the Defendant (Mother) lived together in Hong Kong for 10 years.
Therefore, Hong Kong courts ruled that Hong Kong was, both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natural forum for resolving disputes regarding Child AB.
After establishing that Hong Kong is the natural forum for resolving the relevant dispute, Hong Kong courts further considered whether the Defendant (Mother’s) proceedings in Western Australia were vexatious or oppressive.
Regarding this issue, Hong Kong courts considered the following six circumstances:
First, on October 30, 2020, the Plaintiff (Father) commenced Hong Kong proceedings by summons. The case management hearing of the summons was scheduled for January 6, 2021. The day before the hearing, the Defendant (Mother) wrote to Hong Kong courts indicating her intention to commence parallel proceedings in the Family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Due to the pandemic, she could not come to Hong Kong, and she applied to the court for an adjournment of the hearing to seek legal advice.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the court did not have time to respond to the adjournment application.
At the case management hearing of the summons on January 6, 2021, after the Plaintiff (Father) proved that relevant court documents had been served on the Defendant (Mother), the court made the following orders (“Interim Orders”):
(a) Interim custody, joint care, and control of Child AB were granted to the Plaintiff (Father) and the Defendant (Mother);
(b) The Defendant (Mother) shall immediately bring Child AB back to Hong Kong;
(c) After Child AB returns to Hong Kong, the Defendant (Mother) shall immediately submit to the court all passports issued to Child AB;
(d) Until further order of the court, the Defendant (Mother) shall not take Child AB out of Hong Kong or arrange or permit Child AB to leave Hong Kong;
(e) The Plaintiff (Father) and the Defendant (Mother) shall file evidence with the court for the full trial scheduled for February 22, 2021.
These orders were made by Hong Kong courts at approximately 10:00 AM on January 6, 2021. However, the Defendant (Mother) commenced proceedings in the Family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Western Australian Proceedings”) at 8:01 PM on January 6, 2021 (Australian time). Hong Kong courts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 had clearly sought legal advice when she applied to Hong Kong courts for an adjournment of the case management hearing of the summons.
The Plaintiff (Father) was not informed about the Western Australian proceedings until January 9, 2021, when he was in Australia. It was only then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 first notified the Plaintiff (Father) of her intention to keep Child AB in Australia. The aforementioned Interim Orders had also been served on the Defendant (Mother). The Defendant (Mother) told the Plaintiff (Father) that she had previously received documents for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but she had never informed the Plaintiff (Father) of her position.
Two and a half months after the summons was served on her, the Defendant (Mother) applied for legal aid in Hong Kong on February 4, 2021. According to the Legal Aid Ordinance (Cap. 91) of Hong Kong laws, the relevant legal proceedings were required to be paused for 42 days, and the scheduled hearing on February 21, 2021, was suspended and changed to March 30, 2021.
Hong Kong courts learned that on February 22, 2021, the Defendant (Mother) had a hearing in the Family Court of Western Australia, which she had never mentioned to Hong Kong courts.
Second, Hong Kong courts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s) litigation strategy was to delay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Defendant (Mother’s) act of telling Hong Kong courts that she needed to seek legal advice and applying for an adjournment after she had already sought Australian legal advice was an act of deliberate misleading of Hong Kong courts. Through her legal aid application, she bought more time for her Hong Kong proceedings and prevented the proceedings from proceeding as scheduled.
Third, Hong Kong courts also considered the relief sought by the Defendant (Mother)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proceedings.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proceedings, she acknowledged the Plaintiff (Father’s) rights as a father. Hong Kong courts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 could have agreed to the Plaintiff (Father’s) application under Article 3 of the Guardianship of Minors Ordinance (Cap. 13) of Hong Kong laws for rights and powers as Child AB’s father as if Child AB were his legitimate child. However, the Defendant (Mother’s) application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proceedings was for joint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Plaintiff (Father).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 could actually have sought similar relief in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If the Defendant (Mother) wished to challenge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she could have done so. She could also have applied to Hong Kong courts for an order to take Child AB out of Hong Kong.
Fourth, Hong Kong courts also took into account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 acted in person in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The court specifically reminded the Defendant (Mother) that the full trial would proceed, and arranged pre-trial equipment testing for her so that she could attend the hearing via video conference. However, the Defendant (Mother) did not attend the pre-trial equipment testing or the full trial on March 30, 2021.
Fifth, the day before the full trial, the Defendant (Mother) submitted a submission to Hong Kong courts claiming but actually unable to dispute Hong Kong courts’ jurisdiction.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 could actually bring the matter in dispute before Hong Kong courts’ jurisdiction, and an anti-suit injunction against her would be an effective means.
Sixth, Hong Kong courts also considered that before the ruling on this anti-suit injunction (May 13, 2021), Hong Kong courts had already made final orders (April 1, 2021) on the Plaintiff (Father’s) rights and powers as a father and on matters of Child AB’s custody, care, and control. Therefore, requiring all parties to re-argue the same matter in a second jurisdiction while the Defendant (Mother)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Hong Kong proceedings would be a waste of judicial resources, as well as a waste of resources that the Plaintiff (Father) could have used for Child AB’s well-being.
Based on the above six circumstances,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Defendant (Mother’s) commencement of foreign proceedings with knowledge of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was vexatious and oppressive.
Application That May Be Made by a Party to Proceedings: Stay of Hong Kong Legal Proceedings on Grounds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In some cases involving anti-suit injunctions, when one party to litigation applies to Hong Kong courts for an anti-suit injunction, the other party may apply to stay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on grounds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Case Analysis 2:
Wang and Luo [2022] HKFC 198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chronology of the case of Wang and Luo [2022] HKFC 198:
On February 19, 2021, the Petitioner (Husband) filed a divorce petition in Hong Kong.
Thereafter, on May 25, 2021, the Petitioner (Husband) applied to the court for interim custody, care, and control of the daughter.
On August 2, 2021, the Petitioner (Husband) applied to the court for an order that the daughter shall not leave Hong Kong without the court’s permission, and if the daughter is not in Hong Kong, an order that the daughter be returned to Hong Kong.
On January 4, 2022, the Petitioner (Husband) applied to the court to withdraw the divorce petition and unconditionally terminate the proceedings, with costs to be paid by him to the Respondent (Wife).
On January 7, 2022, the court ordered, regarding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pplication on January 4, 2022, that the decree nisi be adjourned to a date to be fixed.
On March 3, 2022, the Petitioner (Husband) filed a divorce application at the Dax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in Beijing, applying for dissolution of the marriage, sole custody of the daughter, and ancillary relief regarding three properties in the Mainland under the Respondent (Wife’s) nam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etitioner (Husband) wished to handle the main action, children’s matters, and ancillary relief all in the Beijing proceedings.
On approximately March 29, 2022, the Respondent (Wife) raised a jurisdiction challenge in the Beijing legal proceedings.
On April 28, 2022, the Respondent (Wife) filed an anti-suit injunction application and an interim anti-suit injunction application in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to restrain the Petitioner (Husband) from continuing the legal proceedings in Beijing or commencing any legal proceedings in the Mainland on the same or substantially the same disputes as in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On July 20, 2022, the Dax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issued a judgment dismissing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divorce application, in particula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orum ac pricipis.
On July 22, 2022, the Petitioner (Husband) appealed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July 20, 2022.
A.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pplication to Withdraw Hong Kong Proceedings on Grounds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The court held that regarding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pplication to withdraw Hong Kong proceedings, the Petitioner (Husband) must prove: (1) he has sufficient grounds to withdraw the petition and terminate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and (2)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withdrawal of the petition and termination of Hong Kong proceedings will not cause injustice to the Respondent (Wife) and will not deprive her of any rights she has already obtained in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which should be preserved as much as possibl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grant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pplication to withdraw proceedings, the court considered the parties’ arguments on forum non conveniens.
What is the Principl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In the case of DCG and SLC [2005] 3 HKC 293, the court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a court in a jurisdiction is a forum non conveniens, the court must decide whether there is another available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and which is the appropriate forum for hearing the proceeding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party applying to stay the Hong Kong proceedings must prove: (1) Hong Kong is not the natural or appropriate forum; and (2) there is another forum that is clearly more appropriate than Hong Kong.
If the party applying to stay Hong Kong legal proceedings can prove the aforementioned (1) and (2), the other party wishing to continue proceedings in Hong Kong must prove that if the proceedings are heard in a court outside Hong Kong, he will be deprived of legitimate personal or judicial advantages. If he can prove this, the court must balance the advantages of the alternative forum against the disadvantages he may face.
In the case of Wang and Luo [2022] HKFC 198, Hong Kong courts considered that the proceedings were commenced by the Petitioner (Husband) in Hong Kong on the basis of his domicile being in Hong Kong, and that he subsequently applied to Hong Kong courts for various reliefs. Therefore, his conduct should be regarded as he voluntarily and unconditionally submitted the dispute to Hong Kong courts.
It can be seen that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a party to litigation has voluntarily submitted the dispute to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Hong Kong courts consider factors including whether the party has filed any pleadings with the court regarding the substantive merits of the litigation, whether they have invoked Hong Kong courts’ jurisdiction to seek interim or final orders for the other party to perform certain acts, etc.
Regarding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pplication to withdraw the petition and terminate proceedings, Hong Kong courts considered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 the Petitioner (Husband) submitted the dispute to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by filing the divorce petition.
Second,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divorce application at the Dax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in Beijing was dismissed, so he was unlikely to argue that Beijing was a more appropriate forum.
Third, Hong Kong courts considered the following and held that Hong Kong is a more appropriate forum:
-
Both parties to the litigation are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
The Petitioner (Husband) gave up his Mainland domicile to obtain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
Both parties to the litigation purchased propertie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matrimonial home;
-
The daughter was born, grew up, and receive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
Both parties to the litigation seek custody, care, and control of the daughter. The daughter lives in Hong Kong with the Respondent (Wife), so handling matters regarding the daughter in Hong Kong is cost-effective and can be handled effectively and expeditiously within reasonable practical limits.
Therefor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Petitioner (Husband) did not have sufficient grounds to support his application to withdraw the petition and terminate Hong Kong proceedings. Moreover, granting his application would cause injustice to the Respondent (Wife). She would be deprived of the benefits of having the Petitioner (Husband) file and serv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children’s matter forms as ordered by Hong Kong courts for the main action and children’s matters, to be handled cost-effectively and effectively and expeditiously within reasonable practical limits. These benefits to her should be preserved as much as possible.
B. The Respondent (Wife’s) Anti-Suit Injunction Application
When handling the Respondent (Wife’s) anti-suit injunction application, the court considered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voluntary and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 of the dispute to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that Hong Kong was clearly the natural forum for resolving the parties’ dispute, and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proceedings. Therefore, the court accepted the Respondent (Wife’s) argument that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 in Beijing was an act of forum shopping.
The court further considered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act of forum shopping, his concealment from the Respondent (Wife) of his intention to commence divorce proceedings in Beijing, and his refusal to comply with court orders to file and serv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children’s matter forms, or to have a social welfare officer write a 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 Therefore, the court accepted the Respondent (Wife’s) argument that the Petitioner (Husband’s) commencement of proceedings in Beijing was vexatious or oppressive.
Regarding the Respondent (Wife’s) anti-suit injunction application, the court ordered that neither the Petitioner (Husband) himself, his employees or agents, nor any other persons on his behalf, shall continue proceedings at the Daxi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Summary
A party commencing proceedings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whether they wish to handle the dispute through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and principles, whether Hong Kong is the appropriate forum for handling the dispute, and whether there are court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more appropriate than Hong Kong. Since the act of filing a petition or originating documents is very likely to be regarded by the court as voluntarily choosing to submit the matter to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and the party commencing proceedings is the one who decides when and where to commence proceedings, once a petition or originating documents have been filed with Hong Kong court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party commencing proceedings later to argue that they have not submitted the matter to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thereby seeking a stay of legal proceedings or termination of proceedings.
If a party is the one against whom proceedings are brought, they should seek legal advice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receiving the petition or originating documents. Similarly, they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whether they wish to handle the relevant matter through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and principles, whether Hong Kong is the appropriate forum for handling a particular matter, and whether there are court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more appropriate than Hong Kong. If the party against whom proceedings are brought wishes to raise a jurisdiction challenge, they should do so before filing any substantive defense or answering documents, so as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being regarded by the court as having agreed to submit the dispute to Hong Kong’s jurisdiction. The party against whom proceedings are brought may consider applying for a stay of legal proceedings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Each party to litigation should carefully choose the appropriate forum to handle the dispute, so as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mmencing proceedings in an inappropriate forum and avoid unnecessary litigation costs. If you need advice on how an anti-suit injunction may affect divorce proceedings in a specific case,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lawyers through the channels below.